[13] 总之，人民民主专政仅仅适用于革命时期和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政权稳固之后应该采取人民民主法治方式治理国家。

党员是自愿申请加入的，所以可以有更高要求的规范从法治上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就是党内法规。按照我们对人性进化的认识，无论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殖民地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来实现共产主义都是非常漫长的。

现实中的人是善恶并存的，不同人的区别在于善的因素更多一些还是恶的因素更多一些，现实中的人是从极恶到极善的连续分布。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宣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人民是比中国工人阶级外延广得多的概念，中国人民至少还包括中国农民和中国知识分子等等，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事实上，自从八二宪法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这么做的，近两年来对香港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人民民主法治的典范。五 人民民主必然要求德知能先进分子组成的德性党的领导，形成党导民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市场经济主体是以追求有产为目标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定位都认可这一目标。

[7]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虽然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各民主党派只是参政党，两者地位的重要性高低不言而喻，但在政协开会时，中国共产党只是会议参与的一方，它与其他各个民主党派在平等协商基础之上共商国是，各民主党派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结合自己所长建言献策，虽不享有最后的决定权，但在这一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与建议，甚至对最终结果的确定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第二，立法过程中必须有基层调研的论证。形而上客观的事物无疑具有独立性，只是独立的程度不同，取决于认知水平和语言能力。（三）是：价值与实践的统一 是指的是根据程序与方法作出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裁判。康德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主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沿袭了主体哲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概念。

实事求是因此是一种兼容了认知、价值与方法的程序理论：法官在司法程序中负有义务提出正确性主张，以事实为据，以法律为准，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适度客观的判决。第一个部分涉及到的比较典型的是实事求是与无罪推定之争，第二个部分涉及的是内在推理还是外在论辩更容易实现客观判断，第三个部分则是指实事求是原则与终审判决生效之间的争议。

由此出发，实事求是作为政治原则，在以党章为首的党规体系当中，体现为探索与纠偏机制、证立与实践检验机制以及深入群众的审慎理性机制。前者属于实然范畴，后者属于应然范畴，法律事实不等于原始事实，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因为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很难做到还原原始事实，进入法律视野的原始事实都发生在过去，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只能依靠证据规则，由此认定的事实则是法律事实。而且，很多政协的组成人员都有专业背景，他们参与到立法商谈中，可以帮助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立法人员加深对专业领域与技术化问题的了解，从而在对相关问题具有较好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确保决策的客观正确性。科学立法讲求的是立法素材的加工与立法目的的达成，关注的是客观性与正确性，对应的是求其是。

首先，实事求是是一种探索与纠偏的辩证机制。历史上看，这一制度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产物，既不是简单模仿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又不同于西方的议会制，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制度。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所求之是，即客观正确的判决，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在发现错案之后，严格遵循依法纠错。

实事求是不是一种地方知识，而是普遍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与法律领域，是党规与国法的统一性所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石。党的九大和十大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由于受到左的错误影响，背离了实事求是原则，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3. 基层参与的民主商谈立法：群众路线 议会立法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容易变成利益集团的交易市场，故克服资本集团控制下的议会立法是公法理论的关键议题。公理不等于真理不代表公理不会成为真理，连接二者的是实事求是原则，它在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的二元论中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成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对于立法这种人类社会活动来说，其自身的真理性不可能脱离具体的时空之维，否则就可能丧失自身的真理性。是公理而非真理构成了政治与法律权威。任何主体提出这一主张，就意味着对这一主张负有证立义务。在二者之间走出一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端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能够提出理由者都参与了立法过程，立法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吸收了理由和证立的要素从而成就了自身的科学性。

在党规体系中，《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实事求是原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四条第（三）项则将实事求是与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党内法规为准绳等同起来。1945年，党的七大在党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道路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在司法领域，它体现为事上严格遵循证据规则，是上严格遵循疑罪从无，求上严格遵循依法纠错，破除无罪推定、程序正义等形式价值的教条化，实现客观公正、人民满意的司法裁判。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法史上，凡特别重要法律的制定与修改往往会引起全民大讨论，基层的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立法中，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

实事求是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实质和核心，历史上看，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实践的优先性，正确处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三是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全新的部署，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充实，提出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

司法程序的法律方法中的内在推理与外部论证之争是近十多年来的热点问题。教条主义之所以是主体哲学与生俱来的缺陷，是因为主体哲学一方面追求的形而上的客观性是一种强客观性，另一方面忽略了行动主体所在的公共生活的现实性。语义客观性是指主体使用的话语的命题可否以真或假来评价。2. 横向的民主商谈立法：人民协商 民主立法不能仅限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纵向立法过程，还包括横向的民主协商过程，即在集中公共领域非正式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通过议会的立法商谈形成法律。

第三，法律制定过程中向社会公布草案，而且在此基础上，可以将具有代表性的群众意见予以汇集，充分考虑采纳，对于具有针对性、代表性的群众观点，立法机关应当予以回应，详尽说明采纳的理由以及不采纳的理由。民主立法的直接体现就是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从事立法工作。

三是方法的检验性，理论的应然逻辑与实践的实然逻辑不同，二者不可混淆，理论应然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成为普遍接受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实事求是原则还要求走群众路线。

根据认知和语言能力的差异，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客观性：（1）低度的客观性，即认知者所在的共同体认为和决定何为正确。这个程序包括五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缺一不可，其中正确性主张是一个驱动力环节，总是推动这个程序不断向上发展与升级，使得实事求是成为一种方法与价值兼收并蓄的程序理论。

实事求是的三种机制充分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制定与演进中。它既非一党专制，又根本有别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典型的横向民主商谈机制。在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实事求是首先要求的是认知上的合法性——证立性。法治体系始终在调和认知、规范和实践的关系，实事求是就是一种处理三者关系的程序理论，它包含了从实际出发—主张正确性—理论证立—实践检验—达成共识等五个环节。

中国革命和建设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偏差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坚持以该原则为指导，这种偏离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纠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在党章中体现为初步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与任务。

2. 证立性 现代世界的公共生活秩序具有高度理性化特征。超越世界的正确性是一种形而上的强客观正确性，而理性世界中的正确性则是适度客观的正确性。

（二）实事求是原则指引下的立法机制 为了实现实事求是的立法原则的要求，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因此，实事求是这一实践程序理论打通了普遍原理与地方生活实践的千沟万壑，为各种文明走向现代化提供了重大理论借鉴。